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杨维骏:老百姓的疾苦不能不管有货网

有货网发布:Thursday, April 07, 2011 浏览:

杨维骏的配车开进了云南省政协大门,他的后面,跟着2辆面包车。

警卫愣了一下,放了行。

进了院,车门打开,出来12个人,都是昆明市西山区福海社区韩家湾村的村民。杨维骏带着他们到政协反映的问题,是政府拆迁安置政策不合理。

村民们的房屋在2010年年初被限期拆除,政府没有出示征地手续,每亩25万元的征地款也未发放,冬天到了,安置房至今没有下落。村民们跑了80多次政府,都没用。

12月17日,村民又去反映问题,依旧无果。百般无奈中,有个从云南大学毕业的大学生,抱着试试看的心态,给已经退休的副省级官员杨维骏打了电话。

杨维骏向老干部处借了个工作人员,坐着车直奔韩家湾村。站在拆迁过后遍布瓦砾的废墟上,他很久没做声。然后,老人吩咐身后的工作人员拍照、取证。一切妥当,杨维骏向村民们挥了挥手臂,“上车,跟着。”
当天,杨维骏跑上跑下,身后跟着12位访民“招摇过市”的消息在政协大院里疯传。

第二天,云南省政协老干部处一处长上门,就他“是否应该用配车带村民上访一事”跟他辩论,杨维骏理直气壮地回答:“谁规定公车只能用来吃喝玩乐。”2个小时后,处长哑口无言地告辞。杨博维骏锐:老管百姓理的疾在苦不线能不管。

家传正义

1922年,杨维骏出生在云南昆明,是家中的第五个孩子。

这是一个显赫的家庭。

父亲杨蓁为滇中名将。辛亥革命时曾参加云南重九起义,历任护国军支队长、靖国联军总参谋长、滇军第三卫戍司令、孙中山大本营高级参谋等职,与朱德也是义结金兰的同班同学。

风光并没有持续太久,3年后,杨蓁在广西遇刺身亡。

一家人随着母亲逃到上海,躲进法租界,这一躲,就是整整12年。杨维骏说,这12年里,他见惯了世态炎凉,也看尽了外国人欺负中国人的嘴脸。而母亲每晚都会给我讲父亲的故事:“讲祖父是挑水工人,祖母是女工;讲父亲带兵时不许扰民,农忙时还带着士兵去帮农民收种,自己种田,自己种菜;讲昆明第一条公路是父亲亲自带兵从西藏修到昆明……”

从父亲的故事和法租界的经历中,他懂得了正义和反抗,也从小对底层人民心怀同情。“我同情黄包车夫,同情挑担子的老百姓。我要反抗,不是我一个人,整个民族要反抗。”杨维骏至今清晰地记得,在靠近华龙路、环龙路的法国花园旁边有一家书店。有一次,哥哥带着他去书店看完书出来时,被外国老板挡在门口捉弄。当天晚上,年幼的他便捡了块石头,砸向了书店的玻璃。

1937年,大哥杨维骞为了复仇,跑到云南投考军校,一家人再次回到昆明,这时,杨维骏已是15岁的少年。2年后,大哥杨维骞把杨家认定的杀父仇人、前军阀范石生打死在昆明城门下。大仇得报后,杨家结束了颠沛流离的生活,在昆明正式安定下来。

跟父亲和大哥相反的是,杨维骏并未从军,而是选择了从政。他考入了云南大学政治系,当时云大人才济济,费孝通和苏步青都在那里任教。在学校里,他是云大自治会主席,带着学生们和国民党三清团斗争,毕业后,他回到上海,参加学生运动。这个期间,他曾经要求入党,但被指示加入民族青年同盟,并让他回到云南,去策反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起义。

经过杨维骏等人的努力,1949年12月9日,卢汉通电全国,最终起义。“我在其中只起了一点点小作用。”杨维骏在电话里笑了一下,他说,解放后,自己又向组织提出了入党申请,但这一次,组织依然拒绝了。领导对他的指示是:“你留在党外,作用更大。”

新中国成立后的10年,杨维骏仕途顺畅。37岁时,他已是云南省政协副秘书长。

不肯检举费孝通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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